破解火石紅—論明清瓷器火石紅

火石紅在收藏家的眼中就如暗夜中的一盞明燈，讓收藏家的眼睛頓時感覺明亮。它在瓷器鑑定中所佔有的地位不言而喻。此篇文章將對火石紅這個“珍貴”物質提出個人的看法。

火石紅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

火石紅，俗稱“ 窯紅 ”或“枇杷紅”，都是指古代瓷器特別是元、明、清景德鎮瓷器和龍泉瓷器露胎處所出現的橘紅色或橙黃色的現象，它實際是由於胎土中存在的鐵分子在高溫中流動聚集，燒窯結束時在冷卻過程又被二次氧化而呈現出來的色調，一般都附著於瓷器的胎釉結合處。 其分佈的特點是與胎釉結合處成平行的、寬窄不一的火石紅圈，越靠近瓷器表面的胎釉結合線，火石紅晶體密度就越大，顏色就越濃重，隨著遠離釉面，露胎部位的火石紅晶體的密度和顏色也就越淺淡直至消失。

明成化青花瓷器底部淺淡的火石紅，北京故宮藏

一般來講真火石紅多由胎釉結合處析出，色澤柔和鮮豔，和諧自然，越遠離胎釉處火石紅色澤就越淺淡；而假火石紅在器物胎底隨處可見，色澤深淺不一，或過濃或過淡，很不自然。 放大鏡下觀察，真火石紅晶瑩閃亮，深入胎內，與胎土融為一體；而假火石紅則缺乏生氣，浮在胎體表面。

明成化鬥彩高足杯，北京故宮藏

明成化鬥彩高足杯底部濃重的火石紅，應與墊土有關

耿寶昌先生《明清瓷器鑑定》第3頁："元、明以來胎體足部所呈現的火石紅痕，時代越早便越濃重，到清代乾隆初期便漸行消失。"第374頁又說："火石紅：胎體內含有礦物質，在不施釉的部位，受火自然泛出，或有意塗的醬泥，現今景德鎮複製的元、明青花器,以新砂墊燒，或是入窯前新瓷胎的砂底受了潮，也會出現火石紅現象。"

明成化哥窯高足杯底部濃厚的火石紅，應與胎土中含有大量的鐵質有關

明成化哥窯高足杯，北京故宮藏

張福康先生在《中國古陶瓷的科學》第122頁中云：" 元青花瓷器的器底露胎處常呈現出淺淺的橘紅色，俗稱"火石紅"，俗稱"窯紅"。火石紅是由胎中的鐵質和可溶性鹽類在乾燥過程中在露胎的器底處富集，在燒窯結束後的冷卻過程中由於二次氧化便出現這種色調，現代景德鎮仿製的元、明青花器，人為地在器底塗上一層含鐵量較高的醬水，或以受潮的新砂墊燒，也會出現火石紅。"火石紅及其成因本人曾將火石紅作過X射線晶體結構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褐鐵礦的色澤由淺黃至黑褐。

火石紅的真正形成原因是由於元明清景德鎮青花瓷器的胎是由瓷石或瓷石加高嶺土而燒成的。 瓷石和高嶺土中都含有一定數量的鐵，瓷石中的鐵元素多數以鐵的氧化物晶體的形式存在，而高嶺土中的鐵元素則是以膠體鐵離子的形式存在於胎土之中。 鐵元素在1200℃以上的高溫燒瓷過程中就會形成瓷鐵礦晶體，出窯後磁鐵礦晶體經過長期的氧化和分解就會形成褐鐵礦，也就是我們常見到的火石紅。 實驗礦物學的理論和我們實際所觀察到的情況相吻合，我們實際觀察到的情況是：瓷器在出窯時是不會有火石紅的，因為出窯時是磁鐵礦在短時間內是不會被氧化成火石紅的，我們所看到的古瓷上的火石紅痕時由於磁鐵礦長期氧化分解而生成的次生礦物，不是燒出來的，而是長出來的。 我們所見到的火石紅都是經過百年以上的時間氧化而成的。 這與傳統觀念認為火石紅是燒窯時降溫階段二次氧化而形成是不同的。

影響火石紅成因的主要因素有：

1. 出窯後氧化的時間長短對火石紅有直接的影響，時間越長火石紅就越濃重。
2. 與胎土中的含鐵量有關，含鐵量越多的胎土火石紅就越濃重。
3. 瓷器燒造的溫度和氣氛對火石紅有影響。
4. 與胎釉的細密、粗鬆程度有關。 越是胎釉粗鬆的，火石紅就越濃重。
5. 與後天的使用情況有關係。 

傳統"火石紅"觀念需要商榷之處傳統觀念認為火石紅石出窯之前在降溫階段被二次氧化而成的。 這種觀點首先與實驗礦物學的現有理論相衝突，在高溫條件下鐵元素是不可能生成褐鐵礦，只能生成磁鐵礦，而磁鐵礦是黑色的，這與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是相吻合的。 磁鐵礦在出窯前降溫階段是不會被二次氧化成火石紅的，原因是時間太短。 真正的肉眼能看得見的火石紅至少需要百年左右的時間才能生成。 而事實也證明景德鎮防治的元明清青花瓷器上的火石紅不是在燒瓷過程中自然二次氧化而成的，而是有意塗抹上去的。 如果火石紅能夠燒出來，景德鎮的仿古高手就不必為仿不出火石紅而苦惱了。

傳統觀念認為火石紅時代越早就越濃重，到乾隆初期便漸行消失。 而大量的實物證實，時代晚的火石紅以有比此時代早的火石紅濃重，乾隆之後直到清晚期的古瓷有些也有明顯的火石紅痕。

傳統觀念之所以會出現以上的偏差，是因為對火石紅的真正成因和影響火石紅生成的諸多因素沒有科學全面地分析。 火石紅是鑑別古瓷真偽的重要依據，同樣可以作為古瓷斷代的重要參考因素。 但不能僅憑火石紅斷代，那樣是片面的，不科學的。

明成化青花瓷器，北京故宮藏

明成化青花瓷器底部沒有明顯火石紅

明成化紅釉瓷器底部無火石紅，北京故宮藏

火石紅的分佈特點

火石紅主要生長在古瓷的以下部位：

1. 底足的胎釉結合部。
2. 無釉的砂底。
3. 胎釉上較大的磁鐵礦晶體周圍。
4. 縮釉和薄釉處。
5. 早期生成的釉面片紋中。
6. 個別氣泡和空洞周圍。

如何辨別真火石紅

1. 真火石紅的分佈符合長期生長的自然規律。
2. 真火石紅的色調變化自然，相互之間有繼承關係。
3. 真火石紅從胎骨中泛出，深入胎骨不虛浮。
4. 真火石紅的色澤柔和明亮，有半金屬光澤。

生活中的火石紅

接觸明清官窯瓷器之前，筆者曾和陶藝家學習柴燒陶器。陶器與瓷器最大的區別之一在於陶土中所含的鐵質成分較高，因此陶器燒成之後，一般呈紅褐色至黑褐色。

自制陶器筆筒

黑褐色火石紅

黑褐色火石紅

對比明清時期的火石紅，我們可以認定火石紅並非罕見，事實上，它仍然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些專家認為火石紅的主要成分為磁鐵礦，但我曾拿強力磁鐵試著去檢驗此火石紅是否為磁鐵礦，結果強力磁鐵並無磁力反應，因此推測火石紅的成分並不是磁鐵礦。

自製火石紅

有一次，陶藝家將陶土原料改變，燒出來的陶器有令人驚艷的結果。燒出來的陶器外面分佈着漂亮的橘紅色火石紅。

陶杯外部有著橘紅色的火石紅

局部近拍圖

陶杯底部

從這兩個筆筒與茶杯上面的火石紅，我們可以推論造成顏色差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胎土中的鐵質含量。鐵質含量高時，火石紅呈黑褐色，含量低時呈橘紅色。這個結果與成化時期瓷器有相同的現象。

根據前面資料，陶瓷專家說，火石紅並非在窯燒時產生，而是經過二次氧化逐漸產生。然而根據個人經驗，火石紅絕對是在窯燒的過程中產生，二次氧化對火石紅只有些微的影響。而且其成分也絕非磁鐵礦。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根據自己的化學知識，找了一些藥品嘗試合成火石紅的成分。經過嘗試後終於合成了火石紅，如下面照片：

合成的火石紅呈現漂亮的橘紅色

 自己合成的火石紅呈現漂亮的橘紅色，與自製的陶杯顏色完全一致。

為了進一步瞭解還原氣氛對火石紅的影響，因此在火石紅中加入藥劑模擬窯中的還原氣氛，而產生以下的結果：

還原態的火石紅，呈黃綠色。

經過還原的火石紅顏色呈現黃綠色，這說明為何清朝瓷器火石紅較淺淡，應該與燒製時的還原氣氛有關。

結論

由這個簡單的實驗與陶瓷器的對比，個人作出下列結論：

1. 火石紅的成份並非磁鐵礦，因它對磁力無反應。
2. 火石紅在窯燒時直接生成，不需二次氧化。
3. 只要掌握關鍵技術，人工可合成火石紅，或直接在窯內燒成。

以火石紅的有無作為斷定元明清瓷器的唯一標準是危險的，因為元、明瓷器並非一定有火石紅。

有些專家認為橘紅色漸層的火石紅才是真的火石紅，黑褐色的火石紅則否。這樣的認知不但造成自己判斷的錯誤，讓真正的元、明瓷器無法獲得青睞，從眼前溜走，造成自己的損失，也造成藏家的損失。這不僅損人，也損己。“專家、專家，豈能不慎乎？

透視洪憲瓷：關鍵密碼”洪憲年製”與“汪曉棠”（六）

什麼是真洪憲瓷？陶瓷專家、古董瓷器收藏家搜尋將近百年，至今仍未能尋獲“真洪憲瓷”。或許它真的不存在；或許是太過稀少，經過近百年後已不復存在。然而，只要”真洪憲瓷“未被尋獲，人們永遠不放棄追逐。

尋訪真洪憲瓷

破解洪憲瓷的密碼為何？汪曉棠與洪憲年製。由於歷史公認的洪憲瓷畫家為汪曉棠，因此唯有汪曉棠所繪”洪憲年製“的瓷器才是真正的洪憲瓷。有位網友提供幾張圖片作為辨認洪憲瓷的線索。透過研究汪曉棠的畫風、人物造型，我們才可能在眾多“洪憲年製”瓷器中找到蛛絲馬跡，找到汪曉棠所繪製的末代官窯“洪憲瓷”。

汪曉棠所繪製的瓷瓶

瓷瓶上畫作展開圖

汪曉棠所繪製的瓷瓶底部款識，根據胎質判斷，應是1920年後的作品

洪憲年製瓷器真的來不及製作？

民國初這段眾說紛紜的製瓷歷史，由來已久，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袁世凱在陰謀稱帝時，沿襲清朝御窯傳統制度，派郭葆昌到景德鎮監製“洪憲瓷”。 據《景德鎮史稿》、《古玩舊文》等著作介紹，郭葆昌到景德鎮擔任陶務總監督後，曾邀集清朝御窯廠各路高手，由著名陶瓷家鄢儒珍負責燒製，選擇景德鎮市內的湖北會館作為繪瓷工場，以雍正、乾隆朝最優秀的瓷器為藍本，選煉優質瓷土、細心描繪，精心仿製了一批色彩清淡，玲瓏輕巧、高質量的“洪憲瓷”。

袁世凱委任郭葆昌為督陶官，來景德鎮燒造“洪憲”御用瓷時，原御窯廠的大部份作坊被江西瓷業公司所佔用，郭便在民窯中燒造，琢器器皿多在鄢老三（鄢儒珍）的廠裡生產，鄢對每件產品的生產細節，都謹慎從事，使每一件瓷器的瓷質釉畫和造型，都達到了所要求的標準，受到郭葆昌的嘉獎。

由於袁世凱稱帝總共只有83天，而且從袁世凱稱帝起，全國反袁之勢一日盛過一日，且一件瓷器從採泥到做成凡72道工序，郭葆昌在遙遠的景德鎮根本來不及燒製署款為“洪憲”的瓷器。這是認為沒有洪憲年製瓷器最常見的理由。

然而，從景德鎮紅店製瓷的方式，御窯廠只需購買品質優良的瓷胎，然後交由繪瓷高手汪曉棠畫上圖案，再交由鄢儒珍負責燒製即成。從繪製瓷器到燒製完成，前後不需一周即可完成。因此，雖然袁世凱稱帝總共只有83天，但是絕對足夠製作出一些洪憲年製的瓷器，而且御窯廠在袁世凱稱帝之前早已存在，整個製作工序早已步上軌道，製作洪憲年製瓷器只需加上款識即成。

郭葆昌是否燒製過洪憲瓷？

答案是有與沒有。郭葆昌一直否認幫袁世凱燒製過”洪憲年製“，這可能是真的。袁世凱稱帝引發全國人民的憤怒與撻伐，郭葆昌眼見苗頭不對，趕忙帶著準備燒製洪憲瓷的白銀躲起來。直到市面上出現一批“洪憲年製”的瓷器後，才趕忙請當時居住在北京善訪彩瓷的藝匠為其製作仿品。其中曾有詹元廣和他的學生鄭乃衡，他們陸續作了數批較為精細的洪憲御瓷贋品。此後，郭葆昌又在北京白塔寺設爐，請來鄭乃衡仿造瓷器。

根據郭寶昌外孫馬常描述郭葆昌生平時提及：“外祖父因此進一步發跡、發財，便在定興縣老家購置地皮，蓋起了一所深宅大院。 當時我的母親只有8歲，她後來對我講到此事，說當時聽家里人講，蓋房所用的銀元都是用許多布袋裝放，用火車運來的。 這座用大量民脂民膏蓋起的大宅，轟動了定興縣城。 從此外祖父便成了定興縣四大富豪之一。”所以我們可以推論：

1. 郭葆昌是否為袁世凱燒製完成”洪憲年製“瓷器？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洪憲年製“燒製完成前他已經捲款潛逃。
2. 郭葆昌是否燒製過“洪憲年製”瓷器？答案是肯定的。郭葆昌死後其家人捐獻出一批瓷器給故宮，其中有幾件瓷器底款寫”洪憲年製“四字楷書，製作年份為1916年，目前存放台北故宮博物院，這批瓷器應該是在北京白塔寺製作的。

然而真洪憲瓷到底在哪裡？是真的不存在呢？還是還沒有被辨識出來？最終答案即將揭曉，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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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洪憲瓷—紅店與汪曉棠（五）

紅店

（資料來源：景德鎮日報《瓷苑版》）

20世紀50年代手工業合作化以前，景德鎮專門在白胎進行彩繪的店鋪叫”紅店“。 這些店舖大部分佈在弄巷之中，臨街為木板牆壁，除大風雨雪天氣外，便卸下木板牆壁，店鋪敞開，陽光充足，瓷器彩繪，一目了然。 關於紅店的來歷，自明代以來，由於瓷器釉上裝飾興旺發達，經營這一行業的很多。 據傳，開國皇帝朱元璋最喜紅色，亦為吉祥之兆，多以紅色彩繪瓷器。 另一說紅色是諸色之首，如紅、黃、藍、白、黑或赤、綠、黃、橙、青、藍、紫等。 與.紅.相關的稱謂還有：用顏料在瓷器上繪畫的叫“畫紅”，烤燒彩瓷的窯爐稱“紅爐‘，凡燒烤好的瓷器不論紋飾什麼顏色統稱“紅花” ，從事專業彩繪瓷器者叫“紅店佬”。

紅店是專門為白胎施彩的行業。 運作形式有由製瓷業委託彩繪的，有由瓷商收買白胎委託彩繪的，有自己收買白胎自彩自銷的，間有自行將彩瓷運至外地瓷商的，但多數是受瓷商委託彩繪的。 紅店分四個業別。 第一種叫美術彩業。 為名家經營，如”珠山八友“等，以其家居處所，題名畫室，專應顧客要求，代為繪畫。 山水、人物、翎毛、花卉，隨客命意各有專長。 繪費按件計值，藝精名重者價昂貴。 此業稱為彩繪中之最上乘者，然其量僅佔極少數。 第二種叫寫意彩業。 是在中低檔瓷器上繪以簡雜的寫意畫面，包括刷花、貼花均屬此業。 第三種叫古彩業。 也是在中低檔瓷器上繪粗糙的古彩、粉彩畫面。 但這種古彩與畫種的古彩不同，前者為業別，後者為品種；還有一種叫洲店，即黃家洲飾瓷業，為情形特殊的行業。 舊時瓷業分工，一向極為嚴謹，唯黃家洲業不受此限制。 各製瓷業之下等腳貨，如腳嘴、毛壩、渣痣、喬扁及炭山等廢瓷，必須售由黃家洲業承購，不得售於他人。 該業以磨、鏟、剪、補後，自己彩繪，自行茭草，自行出售。 紅店純為一種家庭手工業。 規模小的，由一家人操作；規模大的也只僱幾個工人，帶幾個徒弟。 資金甚為微弱。 大多受各地瓷器店及瓷器客商委託代彩，自購白胎加彩待人選購的，只佔少數。 故營此業者，只要數百元資金，略備家具顏料，就可開業。 清末民初，景德鎮的紅店不下四五百家，1928 年達到1451 家，其中美術彩業62 家，寫意彩業991家，粉古彩業186 家，店212 家。 1937 年前後開業者仍有1400 餘家，從業人員還達7200多人。 1947年彩瓷業在公會登記的僅有252 家，未登記者尚有100 餘家。 而抗戰前仍有700 餘家，紅店同整個瓷業生產一樣，逐漸衰落。

紅店彩繪多數是將數百年前的傳統花色延續下來。 後來逐漸有做洋金及新式紅店數十餘家，改良彩繪花色，取得一些成績。 如瓷板畫像成為當時名產之一。 委託者可將其肖像交由畫像者描繪於瓷板上，紅爐燒之即成。 其色像永不蛻變。 因而畫像紅店發展到20餘家。 新中國成立後，紅店隨著瓷業生產恢復、發展，至20 世紀50 年代中期，大部分加入畫瓷合作社，或進入公私合營瓷廠，1958 年全市所有畫瓷合作社和公私合營瓷廠轉並為國營瓷廠。 70 年代以後，為安置待業人員，相繼成立百餘家集體所有製性質的彩繪加工廠，但在市場經濟衝擊下陸續解體或改制。 至80年代，興起了一大批民營和個體彩瓷行業。 今天，在蓮社路景德瓷城旁打造了一條”紅店街“。

汪曉棠與紅店

舊時釉上彩繪業，景德鎮稱為“畫紅”。 完成瓷器彩繪之工場,稱為“紅店”。 民國初，“鎮中不下四五百家，名為紅店。初無工場形式，不過一家庭工業而已。鎮中居民但使粗諳彩繪，購入白胎，數十元即可工作，而闔家之人，皆可以是為業。或乳料，或填彩，婦孺老幼，各可盡其一部分之力焉。”“所僱彩工，多屬匠派，藝術初無可觀。” (《紀事》)這是當時“紅店”的普遍狀況，並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初。 “全鎮之美術家，不過二三十人，可知工業人才之缺乏也”(《紀事》)。 

民國三十年以後，美術彩繪才“有進步”(《調查》)，“紅店佬”(舊時稱“畫紅”藝人)技藝有較大提高，隊伍也逐漸壯大。 1990年元旦，景德鎮陶瓷館舉辦“近百年陶瓷名家遺作展”。 為籌備展覽，筆者拜訪過許多老藝人。 如當代瓷藝名家畢淵明(1907—1991年)回憶，1921年隨父畢伯濤(清末秀才，珠山八友之一)來景學藝，早聞潘匋宇、汪曉棠畫瓷技藝高超，並應邀畫“洪憲瓷”。 “洪憲並沒有禦廠，是僱工或發彩形式”(《史稿》)。 “僱工”，僱用一般技藝工匠；“發彩”是把瓷胎發放給藝人彩繪。 汪曉棠畫的“洪憲瓷”應屬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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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洪憲瓷：一代瓷家郭葆昌（四）

一代瓷家郭葆昌

（轉載自海內與海外，圖、文／馬常）

郭葆昌

我的外祖父郭葆昌（1879—1942），字世五，別號觶齋主人，河北定興縣人。 他精於古物鑑別，對瓷器尤有特識，因此得以在1915年至1916年初為袁世凱燒製了4萬多件“洪憲禦瓷”。 這些瓷器，都是為袁世凱炮製“洪憲”帝制，在“登極大典”上增光添彩以及作為贈送各國駐京公使的禮品之用。 那些瓷器，隨著“洪憲”帝制的曇花一現，已成了稀世珍品了。 

外祖父原是個貧窮的農家孩子，1896年17歲時，到北京一家古玩鋪當學徒。 因他聰穎過人，很快便掌握了一套鑑別古玩瓷器的真偽、出產年代、價值等豐富知識以及燒製工藝技能。 當時許多達官顯貴及富家子弟都嗜愛古玩，常常涉足古玩鋪，外祖父周到地為他們的鑑賞和交易服務，頗得賞識，以後還結為朋友。 儘管外祖父只讀過幾年私塾，但他憑藉顯貴朋友們的權勢，在1912年33歲時當上了順德府（今河北省邯鄲縣）知縣，以後又進入了袁世凱的“總統府”任“庶務司成”，這是掌管總務工作的官職。 由於他聰明能幹，深得袁世凱青睞。 這裡可以舉一件小事：袁世凱喜食大蒜，每餐必有，但又不願看到把大蒜瓣擺碟上桌。 伺候膳食的人頗感為難。 外祖父立即給出了一個好主意，命人榨取蒜汁，盛於小盞奉上，袁世凱極為滿意。 現在市上有一種“蒜汁醋”，不知是否源於此。 由於外祖父的許多“優質服務”得到袁的歡心，再加上他製瓷技藝高超，1915年袁在籌備帝制“大典”時，便委派他為“洪憲”帝國的陶務監督使。 據有關資料記載，外祖父走馬上任，在景德鎮花了140餘萬元的巨款，燒製了瓷器四萬多件，備極精緻。 

外祖父因此進一步發跡、發財，便在定興縣老家購置地皮，蓋起了一所深宅大院。 當時我的母親只有8歲，她後來對我講到此事，說當時聽家里人講，蓋房所用的銀元都是用許多布袋裝放，用火車運來的。 這座用大量民脂民膏蓋起的大宅，轟動了定興縣城。 從此外祖父便成了定興縣四大富豪之一。 

外祖父曾收藏了一件珍貴的青銅觶（音zhi，古時飲酒用的器皿），便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觶齋”。 在他燒製的洪憲瓷中，常用“觶齋主人”這一瓷款。 我幼年時曾經看到過外祖父把個人私藏的300餘件瓷器印刷成一部《觶齋瓷器圖譜》，對開精裝，封圖為金黃錦緞合縫雲花製成，全書紙墨彩色均為國產原料，紙張白如霜薄如蟬翼，每圖中的器物均為原大原色；色彩鮮豔奪目，並印有中英文的文字說明，極為華美。 為印這部圖譜，他在私宅內專闢一院，動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隨著“洪憲”帝製成為泡影。 外祖父也就離開官場，居住在北京東城秦老胡同一所大宅院裡。 該院約有300餘間房屋，有一座西花園，山石翠竹，十分秀美，正院廳堂陳設，也極豪華。 在他的寓所客廳內，懸掛在北牆上方寫有“愛吾廬”三個大字的橫幅，不知是否也算一個齋名。 這可能是袁世凱皇帝夢破滅之後，外祖父閒居北京標榜自己潔身自愛的意思罷。 他住在這個堂皇富麗的“愛吾廬”中，仍然從事著國內外名瓷的交易。 一些外國巨富常去家裡觀賞和收買古瓷。 外祖父出賣給外國人的瓷器，有他自己珍藏的真品，也有贗品，甚至還有他自己仿古製作的瓶瓶罐罐，因此發了一些“洋財”。 他向洋人出售瓷器，常常托稱瓷器是別人所有，他只是作為鑑賞家予以推薦。 我的父親本是一個窮小職員，也曾被西裝革履或袍子馬褂裝扮起來，正襟危坐客廳裡，說某瓷某器是他珍藏，要價多少多少，外祖父剛從旁對那瓷器進行講解，加以讚賞；附庸風雅的金發碧眼，往往欣然付出美元英磅，滿意而去。 外祖父曾說，賺錢要賺洋人錢，不能“坑”中國人。 

對我外祖父這樣一位歷史過客，也同樣不能用小孩看電影時問是好人抑或是壞人的方法去評價。 他曾為袁世凱服務，終日過著奢侈糜費的生活，但對曾為好友後來當了日偽漢奸者則引以為恥，斷然與之絕交。 對所藏瓷器，寧肯作為商品出賣，也絕不用以阿諛討好侵略者，他一直不斷重複著將來抗日戰爭勝利後將餘下的​​瓷器交給國家的誓願。 王蔭泰曾經是他的好友，王出任日偽建設總署督辦前，外祖父曾多次規勸，但王置若罔聞，終於當了漢奸。 外祖父就​​不再與他來往，病重時還拒絕王去醫院看他。

郭葆昌在家中庭院留影

外祖父在秦老胡同的深宅大院裡所過的豪華生活，使我這個當時不滿10歲家境貧寒的外孫為之咋舌.我總覺得他並不喜歡我，但幾位姨和舅舅每當暑假又常接我去小住，住慣了用小碎磚頭墁地小院的我，在他那有著紫藤架、石榴樹、金魚缸的寬敞大院裡，總有一種怯生生的感覺。 我甚至害怕上他的飯桌。 今日高級餐廳裡已普遍應用的旋轉桌面，60多年前在他家飯廳中就已經擁有。 但我對那些轉來轉去的碗盞，總是不敢舉箸。 一是擔心“不會吃”那些怪裡怪氣的山珍海味，一旦露“怯”，要遭他笑罵；二是我極不情願使用那極細又極沉重而且用細鍊子連在一起的銀筷，我曾用那玩藝夾鴿蛋掉在地下卻遭過外祖父的斥罵，數十年後讀《紅樓夢》，竟然看到劉姥姥與我有一模一樣的遭際，感到十分真實與親切。 

外祖父先後娶過幾次“姨太太”，在他58歲時竟娶了一位16歲的窮人家姑娘。 那姑娘終日提心吊膽地生活在那富有而可怖的家庭裡，十分痛苦。 我獨與她關係親好，每當外祖父發脾氣時，我便與她躲到花園裡去避難。 上世紀80年代初，我曾以她的原型為女主人公，寫了一篇題為《水鑽別針》的小說發表在《北京文學》上，以紀念這位可憐的女性。 

外祖父60歲時患了胃癌，在當時的“德國醫院”（今北京醫院所在地）作了手術，但後來又擴散。 晚年時移居頤和園西二所。 當時頤和園長廊北面，有許多房舍院落出租，西二所即是其一。 在西二所的院裡，抬頭便可仰望到宏偉的佛香閣。 我曾隨著母親去探望他，因我年紀幼小，不耐煩聽老人絮絮不已地說那些我聽不大懂的乏味語言，只顧跑出去到石舫去玩.但在我印像中，外祖父似已改變了他那暴戾的脾氣。 這可能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罷！ 

1942年，外祖父病逝於“德國醫院”，時年63歲。 按照外祖父的遺言，抗戰勝利後我的舅父、母親及諸姨就代表他把他收藏的瓷器捐贈給當時的故宮博物院。 

他留下捐贈給國家的瓷器數目不詳，上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政權從當時的故宮博物院中將其一部或大部運往台灣。 現內地中國歷史博物館內收藏有三件不同款式的這種瓷器，即“居仁堂”制絳黃釉金新花罐一件；“陶務監督郭葆昌慎制”粉彩牡丹蝴蝶瓶一件；“解齋主人”粉彩嬰戲瓶一件。 現我自己只存有一件瓷器的照片，因我是外行，對其不甚了了。 

外祖父著有《觶齋瓷乘》《瓷器概說》，《宋廣窯琴考》、《項子京歷代名瓷譜釋》等。 

外祖父為祖國留下了一批珍貴文物，雖然分散，亦當屬暫時。 我們盼望祖國早日和平統一，海峽兩岸的專家能共同攜手，對洪憲​​瓷器整理研究，使之齊備，同陳一堂，讓“洪憲”名瓷再放異彩。 

（本文作者為北京作協會員，退休前為《北京法制報》副總編輯，著有《水鑽別針》等。）

本文作者幼時在外祖父家花園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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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洪憲瓷：質疑“洪憲瓷”（三）

轉載網友的一篇文章，個人認為部分推論合理，可作參考。

質疑“洪憲瓷”

家中藏有二把茶壺，一把繪精美博古圖案，造型圓碩規整，尤其是壺嘴，棱角分明，線條十分優美，壺口沿及圈足外沿繪纏枝蓮紋十分精道，底款赫然印紅色圖章款“洪憲年制”。 另一把茶壺，工筆繪青綠山水，造型優雅生動，一面書詩詞佳句：“綠枝叢青靄，遙天浸白渡。"底款為紅底金字篆體”居仁堂“。

分析二把茶壺年代，確係民國時期無疑。 然究竟是否”洪憲瓷“則心存疑慮。

應該說“居仁堂”之壺非“洪憲瓷”更為明顯，原因為，既屬民國官窯，不可能書“泰安先生雅玩”字樣。 而“洪憲年制”之壺則無論造型、繪圖、底款、胎質，均有可能是袁世凱時期之官窯。

《景德鎮陶瓷史稿》肯定地記述了袁世凱於1916年派郭葆昌到景德鎮督燒御用瓷器四萬件，內有仿琺瑯彩瓷一百件，共用銀一百四十萬元，並記載燒窯主戶為鄢得意。

但是又有一批學者卻認為，自袁世凱於1915年12月底決定採用“洪憲”為國號至1916年2月23日袁氏被迫取消帝制的短短幾十天時間，是不可能完成造瓷的籌備、設計、做、上彩、入窯、加彩、烘彩、款識等等程序的，所以全部書寫洪憲款識的瓷器，不論“洪憲年制”或是“洪憲御製”都不可能是真品。

古文物專家耿寶昌指出：從郭葆昌友人的記述中得知郭葆昌並未有造過洪憲瓷器。 耿氏認為袁世凱訂燒的應為”居仁堂“款瓷器。

既然從文獻資料得不到可靠的依據，我們或許可以從另一個方法去判斷洪憲瓷的製造年代，這就是從工藝技術和裝飾紋樣去觀察一些所謂洪憲瓷。 一般來說洪憲瓷的共同特點是這類器物大都是白地粉彩，色釉鮮豔，畫工精細，帶有珊瑚紅或藍色料款”洪憲年制“或”洪憲御製“，有不少洪憲瓷瓶都是成雙成對的，而且畫面是左右朝對的。 這種朝對的設計在民國之前是極少見到。

從工藝技術而言，洪憲時期離開宣統只不過五年，應保留若干程度的晚清特點。 清代末年官窯瓷器畫工呆板，民窯方面流行淺降彩，這些傳統不可能於短短幾年間完全消失，單講胎釉，洪憲瓷的質量都比宣統時期的進步得多，一般洪憲瓷都是胎色潔白，白釉純淨，不帶橘皮，所用顏料，髮色明亮，色彩豐富。 花卉又多為沒骨，人物面部，多用隱影法表現立體感，環境景物層次濃淡分明等等，均與晚清風格頗為不同，以作者意見，只有極少數的洪憲瓷在裝飾技巧上可以被接納為一九一六年間的作品。

字款方面，傳統上只有在宮中加彩燒造的瓷器或其他器物，才可以被稱為御制。 整個清代在景德鎮官窯廠燒造的官窯瓷器都不採用御製款識的。 因此在景德鎮定燒的洪憲瓷，都不應帶有”洪憲御製“款的。 袁氏复僻稱帝，按照傳說，只有在宮中燒造的瓷器，才能稱作”御製“，因此除非袁氏曾經在京燒造過瓷器，否則”洪憲御製“款是不大可能的。 既然從來沒有人談過袁世凱曾在北京燒造過瓷器，所以全部帶有”洪憲御製“的瓷器，差不多都可以肯定為後期的贗品了。

至於帶“洪憲年制”款的瓷器有沒有可能是真品呢？ 這個問題現在尚未能確定。 以作者意見汪曉棠作的花瓶較有可能，這是因為相傳汪曉棠曾受聘為袁氏繪瓷，二來作品風格較為傳統，與晚清風格比較接近。

至於帶“居仁堂”款的瓷器到底那一類是洪憲時代的作品呢？ 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探討一下。 趙汝珍說“所製各器悉仿古月軒，而底款則一律為紅色篆書'居仁堂'三字”。 要吻合這個條件的民初瓷器，真是極為稀有。 前面說過，“悉仿古月軒”的民國瓷器為數不多，這可能是郭葆昌只做過一百件之故，趙汝珍也說：“以胎質太薄，燒煉時損失甚鉅，是以精品不多”。 雖然如此，仿古月軒的居仁堂瓷器亦偶有發現，但用“居仁堂”三字篆書款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一般居仁堂瓷器大都用“居仁堂制“四字篆書款，間中亦有見用”居仁堂“三字青花楷書款的，但都不能與趙汝珍的見解符合。 《古玩指南》成書於一九四二年，距離洪憲二十六年，他的準確性也是值得懷疑的。 到目前為止肯定地說那一件居仁堂瓷器是一九一六年所做，還是未有頭緒的。

居仁堂是故宮中南海裡面的一所宮殿，原名義警殿，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袁世凱被委任為大總統時候，把義警殿用作總統府， 改名為居仁堂，所以居仁堂的瓷器並不一定是洪憲或一九一六年所做的。 在這一段期間裡袁世凱極有可能訂製了一批居仁堂專用的瓷器，這批瓷器雖然一般都相信是寫”居仁堂“款的，但是我們不能否定有其他款識的可能。 陶務監督是袁世凱給郭葆昌的官銜（見《古玩指南》），是前清沒有的官職，而郭葆昌用”謹制“二字作為款識，這是意味著這器物不是郭氏自用或饋贈之物而是”上呈“之物，物主便應當是袁世凱本人了。

總結起來我們對於洪憲瓷器屬真屬偽，或是到底有沒有洪憲瓷的問題，還是未能有足夠的資料來作一個肯定的答案。 到現時為止我們只能作以下的幾個總結：

1. 郭葆昌在一九一六年前後，曾替袁世凱在景德鎮訂燒過一批瓷器； 
2. 郭葆昌所訂燒的瓷器是用什麼款識？ 我們還未能肯定。 相信用”居仁堂“款的可能較高，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洪憲年制“款的可能性； 
3. 我們常見的所謂洪憲瓷從工藝技術判斷，都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三零年間的產品； 
4. 帶有”洪憲御製“款的瓷器，相信都是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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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洪憲瓷：陶瓷專家眼中的洪憲瓷（二）

朱裕平談洪憲瓷

摘自朱裕平所著“中國瓷器鑑定與欣賞”（pp. 86-87, 89)

傳世的洪憲瓷，共有“居仁堂”、“居仁堂製”、”洪憲年製“、“洪憲御製”幾類題款，其中題“洪憲御製”的均是贋品，前三種題款則是有真有偽。

居仁堂是中南海殿名，1912-1916年袁世凱稱帝前為總統府，這一時期袁所訂製的總統府用瓷，題有“居仁堂”三字篆書款。故宮博物院所藏胭脂紫地軋道開光粉彩餐具，外繪山水紋，裡心繪有雲鶴七夕圖，有盆、盤、碗、杯、盅、匙等，可能是屬於這一時期的產品。據文獻記載，1916年郭葆昌在江西督製，層燒製仿古月軒琺瑯彩瓷百枚左右，題“居仁堂”三字紅色篆書款，目前幾已絕跡。國內藏有仿乾隆青花琺瑯彩山水人物雙耳罐，題“居仁堂製”四字方形篆書款，一般認為這是1916年生產的真洪憲瓷。1916年後，在製瓷名將劉希任等的製品上，也有“居仁堂製”四字款，其質量並不遜於1916年的真洪憲瓷，但工藝上卻與民國初年的製品不同。

對於郭氏任職期間是否燒過有“洪憲年製”款的洪憲瓷問題，目前尚有爭議，但題有這種款的絕大部分肯定是偽作，一般是1925-1930年間的作品。

總之，1916年或1916年前所製真洪憲瓷分別有“居仁堂”、“居仁堂製”和“洪憲年製”三種題銘：這些作品帶有明顯的晚清瓷的痕跡。其題材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常見的紋飾，如山水、花鳥、亭台樓閣等，另有寓意國泰民安、三綱五常的人物圖。

稍後於1916年的仿製品，在工藝上較難同真洪憲瓷加以鑒別。一般認為，畫有花開富貴、福祿壽星、民間故事、兒童嬰戲等仕庶所喜愛的題材，或有歌功頌德題句的，其數贗品的可能性大。

1920-1930年間生產的仿洪憲瓷，其時代特徵較為明顯，大多數是白地粉彩，器物胎白釉淨，無橘皮紋，彩色明豔豐滿。在畫法上，其人物臉部有陰陽缺面，花卉用沒骨法，器物成對，畫面左右對稱。這些器物雖為托古而製，但在當時仍為上乘之作。

新粉彩瓷的全盛時期在1912-1940年間。

第一代新粉彩畫師是潘匋宇和汪曉棠。潘是江西鄱陽人，民國初年曾任江西省立甲種窯業學校圖畫教師。汪曉棠名汪隸，又名汪隸華，號龍山樵子，早年有不少淺絳彩作品，曾為袁世凱畫洪憲瓷，與潘同為民國初年的新粉彩大師。

耿寶昌談洪憲瓷

（摘錄自明清瓷器鑑定pp. 330-331）

民國時期瓷器的概況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封建統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奪。在復辟帝制的緊鑼密鼓聲中，1916年，袁世凱命政事堂少卿楊度委派庶務司長郭葆昌為陶務署監督，赴江西燒造“洪憲”帝號御用瓷器。郭葆昌，字世五，號“觶齋”，河北省定興縣人，曾在北京西安門德聚成古玩鋪任過職，他是景德鎮御窯廠歷史上最後一任督陶官。

郭世五督理景德鎮制瓷實，開始先燒“居仁堂製”款瓷，未待“洪憲年製”款御瓷燒成，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便已倒台。據知，郭氏五生前曾對友人說過，當時他未曾燒造過“洪憲年製”款的瓷器，郭氏五的好友王蔭泰為他所撰寫的輓聯中也曾提及此事，從而証實“洪憲年製”的御瓷並不真切。因此，凡有“洪憲年製”或“洪憲御製”款的器物，都應看作贋品。

辨別真偽

由於“洪憲”地好轉瞬即逝，“洪憲”瓷甚為稀有，袁世凱倒台不久，社會上的古董商人為迎合人們獵奇的心理以牟取高利，做了大量的贋品，風靡一時，尤以北京及天津兩地流傳最廣。當時寓居京、津的軍閥政客、富商大賈等，盛行以此類成對的“洪憲年製”款瓶為禮品，互相餽贈，又常常配置以各式考究的楠木盒盛裝。

有鑒於此，郭氏五便請當時居住在北京善訪彩瓷的藝匠為其製作仿品。其中曾有詹元廣和他的學生鄭乃衡，他們陸續作了數批較為精細的洪憲御瓷贋品。此後，郭氏五又在北京白塔寺設爐，請來鄭乃衡仿造瓷器。除了郭氏五的仿製外，以北京前門大街德泰瓷莊為首，並有恆發及天津春華茂等瓷莊，也掀起了更大的仿古瓷巨瀾。有的瓷莊曾在景德鎮重金聘請名手，大量定燒並批發各代仿瓷；其中，“洪憲年製”款的仿品在社會上流傳最多，出口外銷的為數也不少。

由於洪憲瓷真、偽品製作屬同一年代，風貌大致相同，胎釉均較白潤細薄，顯得玲瓏輕巧。“洪憲年製”款瓷又多是由過去的軍閥和富庶人家流入社會，故常使今人半信半疑，在國外仍有較高的經濟價值，所以在鑑定時尤應慎重細心。

葉佩蘭談民國粉彩瓷

（摘自網路文章）

民國時期的粉彩瓷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後，為皇室專燒製的御窯廠停辦，全國瓷業進行改良，成立了不少瓷業公司，此時為了維持中國瓷業在國內外市場的需要，民國初期湧現了大量仿古瓷。 上至六朝青瓷，下至唐、五代、宋的名窯名品以及明清御窯典型器幾乎無不彷制，而且惟妙惟肖。 時至今日，大量的民國仿品仍然混跡人間，甚至不少也流往海外。 因此，民國時期的仿品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其中粉彩瓷器也是當時生產的主流。

民國時期粉彩瓷器主要是以郭世五仿製的雍、乾粉彩和帶有齋堂款識的粉彩最精美，其次是民間收藏的無款或書寫清朝各代偽款的粉彩瓷，以及所謂洪憲瓷等。

郭世五仿​​雍正、仿乾隆的粉彩瓷最為精細，具有雍、乾時彩瓷的風韻。 據《景德鎮史稿》、《明清瓷器鑑定》、《古玩舊聞》等著作介紹，袁世凱任大總統時曾派郭世五(原名郭葆昌)在景德鎮擔任陶務監督，是我國陶瓷史上最後一個督陶官。 此人在擔任督陶官前後的一段時間內，主要是發展仿古瓷。 由於他常駐景德鎮，對窯工熟悉，也有條件用重金聘用製瓷能手。 郭氏仿雍正、乾隆的琺瑯彩和粉彩瓷，胎質純白、畫工精細、色彩瑰麗。 1949年郭氏親屬捐獻給故宮博物院的瓷器中，就有多件類似的器物，以瓶為主，瓶體多為撇口燈籠式，器表紋飾主要以人物為主，有嬰戲圖，麻姑獻壽圖，高士圖以及古代文人喜愛的琴、棋、書、畫圖案。 繼承乾隆時的施彩方法，以琺瑯彩為主，部分紋飾加施粉彩，畫面紋飾精美，生動活潑。 基款識均為紅彩篆書或楷書“居仁堂制”、“觶齋主人”、“陶務監督郭葆昌謹制”等。 這種精品有當時古董界稱為“洪憲”瓷或稱民國琺瑯彩。 民國早期“洪憲”瓷已成為郭氏仿品的代稱。 由於製作水平高，當時“洪憲”瓷名躁一時，不少古董商因此牟取高利。

故宮藏品中還有郭世五專為他自己燒製的仿雍正粉彩瓶，瓶高30厘米左右，洗口、細頸、溜肩、圓腹、圈足，瓶身以下部裝飾為主，繪盛開的花卉和草蟲、蝴蝶，如海棠菊蝶瓶、百合花草蟲蝶瓶、蘭花靈芝瓶、牡丹瓶、月季花瓶、梅竹瓶等。 瓶底有兩種款識，一種青花楷書“大清雍正年制”之字款，一种红彩篆書“郭世五”三字款。 仿雍正粉彩瓶通體白釉泛青，色彩的的艷麗，有的淡雅，遠效果較為漂亮，具有雍正粉彩的韻味。 仔細觀賞，足內面有較大鬃眼，藍色彩料偏黑灰調，彩料表面不光潤，與雍正粉彩真品相比則相形見拙。

民國時齋堂款的粉彩瓷器民間收藏很多，繪畫也很精細，可與雍正粉彩媲美。 民國初期重要的堂名款如下：

“頤壽堂”。 此款器物有折枝桃花小碗、人物紋燈籠式尊、花卉提梁壺等，它們造型秀美，色彩淡雅，每件瓷畫宛如一幅工筆劃。 與雍正粉彩相比，桃花使用的粉紅公過於濃艷，綠色花葉加入粉質，整個畫面立體感差。

“靜遠堂制”。 此款為北洋軍閥徐世昌專用品。 有各種粉彩花鳥紋瓶、黃花碧桃碗、花卉式杯、梅花式提梁壺等，均摹仿雍正粉彩精細的藝術風格。

“延慶樓制”。 為北洋軍閥曹錕專用品。 目前見到的資料，“延慶樓制”款的瓷器都是大瓶。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高達100厘米的粉彩錦地開光人物紋大瓶，在瓶口的里部紅彩書寫“延慶樓制”四字楷款。 此器高大、造型規整、紋飾線條流暢。 “千件”大瓶也是民國瓷器的一大特色，有青花、顏色釉、粉彩等品種。 筆者在泰國文物店裡見到高達1米高的黃地粉彩開光人物大瓶，人物繪畫十分精細，粉彩加施料彩，具有乾隆粉彩的韻味，充分反映了民國早期的製瓷水平，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是郭世五為袁世凱特製的。 真品都具有清代御窯粉彩的風格。 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一件紅彩篆書“居仁堂制”款粉彩雲蝠紋賞瓶，此瓶造型、紋飾、色彩均與光緒御窯粉彩賞瓶一樣，其特徵為口微撇、長頸、圓腹、圈足。 頸部繪粉彩雲蝠紋，腹部繪紅彩二龍戲珠加飾粉彩朵雲紋，通體加飾金彩邊線，顯得金碧輝煌。 故宮珍藏一套青花篆書款“居仁堂制”粉彩餐具，其裝飾仿乾隆粉彩軋道工藝。 器裡繪青花雲鶴，器心青花繪一組牛郎織女圖。 器外壁為胭脂紫地軋道四開光，光內分繪粉彩牛郎和織女各二圖。 此套餐具據傳是袁世凱的親戚婚慶​​用品。 以上兩例“居仁堂制”款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宮廷用瓷的風格，應是郭世五為袁世凱制的。

現在社會上流傳著不少民國時期民間使用的粉彩瓷器，以餐具、茶具的數量最多，有的胎體輕薄，多繪花卉或山水人物，色彩較濃艷，器底款識用青花或紅彩仿寫清代各朝款識，或紅彩乾隆圖章式偽款，或紅彩楷書“乾隆年制”四字偽款。 但是在這款器物中有的瓷畫較精美，是可以收藏的，因為這畢竟是近百年前代表瓷器最高水平的工藝珍品。

當代民間流傳的“洪憲年制”款的粉彩瓷器，都是很粗糙的贗品。 民國時有一种红彩“洪憲年製”款的粉彩商品瓷。 當時由於袁世凱稱帝僅八十三天，袁倒台後一些古董商人為招攬生意，將袁世凱的“洪憲”作為瓷器的款識，製作了許多“洪憲年制”款的粉彩瓷器，繪畫花卉、花鳥人物紋飾。 這些偽款的民間粉彩瓷器風靡一時，國內外流傳甚廣。 北京故宮博物院保存有一對粉彩蘭花撇口瓶、洞石花卉書詩句撇口瓶，器底均用紅彩書寫“洪憲年製”四字，字體規整，紋飾繪畫粗獷靚美，色彩稍厚，彩面光澤柔和。 類似這樣“洪憲年制”款的彩瓷有一定歷史和藝術價值，是可以收藏的。 目前社會上出現一些很粗糙的“洪憲年制”款粉彩瓷器，盤、碗之類較多，根本不是真正的“洪憲”瓷，毫無收藏價值。

現在社會上還流傳著許多民間使用的粉彩人物大瓶、大罐，一般稱作“嫁妝”瓶，一面繪粉彩仕女嬰戲，一面書墨彩詩句，有的還帶乾支年款及作者姓名，這類粉彩瓷器多為20年代時的作品，有的畫面也很生動，也是值得收藏的。 當前文物市場上除仿清代各朝粉彩瓷器，也仿製民國彩瓷。 高仿中主要仿製郭世五那批所謂“洪憲瓷”，以撇口燈籠式瓶為主，瓶身繪花鳥或仕女嬰戲圖、瓶底紅彩書寫“居仁堂制”或“洪憲年制”款。 這種贗品在民國瓷熱的氣氛中也很迷惑人。 它的胎體過於輕薄，地釉過於粉白光亮，從紋飾繪畫上看，畫花鳥者彷彿現代花鳥畫，仕女、嬰戲圖人物的面孔宛如現代人物。 紅彩款識也不能達標。

“洪憲瓷”真品獲評國家一級文物

（摘錄自網路文章）

瓷庫中國訊近日，由袁世凱第十三女袁經禎捐贈的“居仁堂粉彩梅鵲紋碗” (13 件 ) ，被專家組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作為存世不多的“洪憲瓷”真品，這套瓷器茶具是鑑別“洪憲瓷”真偽的標準器。 至此，蘇州博物館已擁有 253 件 / 套國家一級文物。

據蘇博介紹，館藏的此套“居仁堂制” ​​款粉彩 碗、盆，其造型口弧而外侈，腹內折，圈足。 盆的口徑為 15 厘米 ; 碗的大小口徑依次為 14.5 、 12.6 、 10.7 、 9.2 厘米。 胎質白如霜雪，釉色純淨，畫工精巧，器身內外以“過牆”手法繪製彩梅鵲圖，赭色梅枝上或白或紅的梅花，襯以綠葉，兩隻墨彩喜鵲形態生動。 整套作品繪工精細，釉色濃淡明暗，層次豐富，極具美感。

此套“居仁堂制” ​​款粉彩梅鵲圖瓷器 是袁世凱第十三女袁經禎分別於 1963 年 5 月和 1966 年 9 月捐贈的，袁經禎為袁世凱的七姨太所生，後嫁給曾任禮部尚書的蘇州人陸寶忠之子陸鼎生。 袁世凱死後，袁家的財產被其子所分。 據稱，每個女兒除了分得大洋八千元以外，還分得一箱袁世凱生前穿過的衣服和用過的物品。 袁經禎所捐贈的“居仁堂制” ​​瓷器，應屬於其分得的嫁妝的一部分。 如此，從北京帶到蘇州的這套瓷器是存世罕見的真正的“洪憲瓷”，是鑑別真偽的標準器。

1974 年，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之三子袁家騮與夫人——著名物理學家吳健雄第一次從美國回大路探親，專程到蘇州看完其姑母袁經禎、姑父陸鼎生，袁、陸兩位曾面贈一盒“居仁堂制” ​​款胭脂紅彩山水圖的文房用具作為紀念。 （金剛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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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乾隆年製瓷胎畫琺瑯皮球花荸薺扁瓶

琺瑯彩簡介

景泰藍，學術上正式名稱是銅胎掐絲琺瑯，是一種將各種顏色的琺瑯附在銅胎或是青銅胎上，燒製而成的瑰麗多彩的工藝美術品，最早的文字記載出現在元朝。因其是在中國明朝景泰年間興盛起來，因此命名為景泰琺瑯或是景泰琅。後來又因多用寶石藍、孔雀藍色釉作為底襯色，而且「琅」的發音近似「藍」，最後演變成「景泰藍」這個名字。後來這個名字廣泛的包括所有的銅胎掐絲琺瑯。

康熙時期的瓷胎畫琺瑯彩直到末期依然沒有製作成熟，主要原因應與畫琺瑯製作技術有關，例如五十五年進京的潘淳 ，五十八年進京的陳忠信 ，雖然都能燒琺瑯，但僅指銅胎、玻璃胎而言，瓷胎琺瑯尚屬宮內首創，前無它例。 因此以該時期技藝，畫琺瑯可繪製在紫砂、銅胎、玻璃胎上，難在瓷胎釉面上附著成功。 紫砂胎類似於瓷胎素面，與琺瑯釉結合理論上較合理，因此康熙時期的瓷胎畫琺瑯基本用“裡有釉外無釉”瓷胎。 如果大家總覽康熙朝琺瑯彩瓷，會發現除磁胎畫琺瑯菱花盤外，不再見畫琺瑯彩直接施於釉面。

雍正中期以後，瓷胎畫琺瑯的技術日漸純熟，能自由地在有釉的瓷胎上直接以琺瑯彩料作畫，因此雍正琺瑯彩在瓷器上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乾隆時期，琺瑯彩瓷發展已經非常純熟，加上洋彩瓷器的發展，使得中國瓷器的發展到達巔峰。以瓷器仿製各種材質的器物，如仿銅胎畫琺瑯、木紋釉、鑲銀、藤編、古銅、漆器、玉石、官窯、茶末釉、鈞窯、汝窯等各種器物，無不惟妙惟肖，令人驚嘆。

乾隆瓷胎畫琺瑯皮球花荸薺扁瓶

手上有一件瓷器，類似乾隆洋彩瓷器，但是釉料、色地、繪畫技巧又與洋彩完全不同，因此一直無法確定。經對比故宮銅胎畫琺瑯器物，終於比對出此一瓷器為瓷胎洋彩“仿銅胎畫琺瑯”皮球紋荸薺扁瓶”，亦即“瓷胎畫琺瑯”。

大清乾隆年製 瓷胎畫琺瑯 皮球花荸薺扁瓶
高  21.8 cm，口徑 5.7 cm，足徑 9.7 cm

此一荸薺扁瓶器型始於康熙時期，乾隆時期，乾隆皇帝要求御窯廠將瓶口外闊，始呈此器型。

此瓷瓶以玻璃白塗滿瓶身，以琺瑯彩料在上面畫出皮球花紋。皮球花紋分佈疏朗，為乾隆時期特徵。乾隆以後的皮球紋官窯瓷器，其皮球花紋較為緊密。

底部為大清乾隆年製刻款，白釉部分可見細密的開片紋。

此瓷瓶整體器型完整，保存良好，台北故宮藏有銅胎畫琺瑯器可供參照：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花觚，台北故宮藏

清 乾隆款 銅胎畫琺瑯觚式瓶，台北故宮藏

清 乾隆款 銅胎畫琺瑯小圓盒，台北故宮藏